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
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
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圣王在上，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
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亡捐瘠者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
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畜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民贫，则奸邪生。
汉昭帝逝世，昌邑王刘贺被废黜，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
路温舒呈上奏书，奏书说：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，路温舒上书，言宜尚德缓刑。
其辞曰：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。
近世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
臣等猥以空疏，备员讲读。
圣明天纵，学问日新。
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，心欲言而口不逮，以此自愧，莫知所为。
窃谓人臣之纳忠，譬如医者之用药，药虽进于医手，方多传于古人。
浮图文瑛居大云庵，环水，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。
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，曰：“昔子美之记，记亭之胜也。
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
”余曰：昔吴越有国时，广陵王镇吴中，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；其外戚孙承祐，亦治园于其偏。
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：“痛乎风俗之移人也。
子实秦人，矜夸馆室，保界河山，信识昭、襄而知始皇矣，乌睹大汉之云为乎？夫大汉之开元也，奋布衣以登皇位，由数期而创万代，盖六籍所不能谈，前圣靡得言焉当此之时，功有横而当天，讨有逆而顺民。
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，萧公权宜而拓其制。
时岂泰而安之哉，计不得以已也。
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：「闻之前论曰：『治世之音安以乐，亡国之音哀以思。
』夫治乱在政，而音声应之；故哀思之情，表于金石；安乐之象，形于管弦也。
又仲尼闻韶，识虞舜之德；季札听弦，知众国之风。
斯已然之事，先贤所不疑也。
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，怃然有间，乃莞尔而笑曰：“若客所谓，末学肤受，贵耳而贱目者也！苟有胸而无心，不能节之以礼，宜其陋今而荣古矣！由余以西戎孤臣，而悝缪公于宫室，如之何其以温故知新，研覈是非，近于此惑？”“周姬之末，不能厥政，政用多僻。
始于宫邻，卒于金虎。
嬴氏搏翼，择肉西邑。
是时也，七雄并争，竞相高以奢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