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
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
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臣伏见天后时，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，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，卒能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。
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；且请“编之于令，永为国典”。
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。
巩顿首再拜，舍人先生：去秋人还，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。
反复观诵，感与惭并。
夫铭志之著于世，义近于史，而亦有与史异者。
盖史之于善恶，无所不书,而铭者，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，惧后世之不知，则必铭而见之。
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
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。
呜呼，亦盛矣哉！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
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？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丙寅三月之望。
霍光，字子孟，票骑将军去病弟也。
父中孺，河东平阳人也，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，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。
中孺吏毕归家，娶妇生光，因绝不相闻。
久之，少儿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，立为皇后，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。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。
李生足下：生之书辞甚高，而其问何下而恭也。
能如是，谁不欲告生以其道？道德之归也有日矣，况其外之文乎？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邪？虽然，不可不为生言之。
生所谓“立言”者，是也；生所为者与所期者，甚似而几矣。